——梁小民教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讲演
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让从家的书斋和课堂中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用斗争去武装群众，可以让群众斗得更热闹，普及服务于政治。如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了，武装群众的应该是经济学。这正是普及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经济学是什么？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学的普及程度还相当低。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一场革命，需要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当群众对经济学有所了解时，他们会更好地理解改革。在改革中，所有的人都要转变观念，而普及经济学是有利于观念转变的。
网上有许多笑话都是嘲讽经济学家的。有一则笑话说，经济学的用处就是应付经济学这门课的考试。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或者是经邦济世的学问，太深奥；或者是经济学家玩的游戏，与群众无关。其实这些都是误解。 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每个社会、每个企业、每个人都会遇到与资源的矛盾，都必须作出选择。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既要工作又要休闲，把多少用于工作，多少用于休闲，这就是一个选择。一个企业资源是有限的，生产什么产品与劳务，也是一个选择。一个社会既要实现效率，又要实现公平，这还是一个选择。当然，经济学并不是为我们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告诉我们分析与解决矛盾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在《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头著名的布利丹毛驴，它面对两捆干草不知该吃哪一捆好，最后竟然饿死了。布利丹毛驴面临的其实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问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作出某种选择必定要另一些选择。为了某种选择而的其他选择称为某种选择的机会成本。例如，选择上研究生就要工作机会。如果大学毕业可以找到年薪3万元的工作，上一年研究生的机会成本就是3万元，因为作出上研究生这种选择必须工作的选择。 人们作出选择是为了实现最大化的目标，例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等等。其实，最大化是所有动物的本能，是所有动物有意或无意的行为目的。仔细观察动物的行为，野兽捕猎物，蜜蜂建蜂房，都符合最大化规范。那么，人比动物强在什么地方呢？动物追求最大化是凭本能，人追求最大化是靠理性。这种理性就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对增量的分析来找出实现总量最大的方法。比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是总收益与总成本之差。通过分析总收益与总成本增量的变动可以找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正确方法。经济学家把产量增加一个单位而引起的收益增加称为边际收益，成本增加称为边际成本。他们证明了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产量就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对许多企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用这个原理去指导企业生产就可以少走弯路，少交学费。经济学家分析增量的方法称为边际分析法，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在追求最大化中采用这种分析来作出决策，会使决策更加理性和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更理性更聪明的学问。了解经济学能提高我们的分析与决策能力。 当人们谈到最大化时往往有些误解，例如，把人的目标定义为收入最大化，或者把社会的目标定义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其实经济学家所说的最大化不是一元的最大化，而是多元的最大化。如果仅仅把人的目标作为只包括收入的一元函数，为了使收入增加而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人生并不幸福。只有把人的目标作为包括收入、社会地位、生活、人际关系等在内的多元函数，追求这种多元函数均衡的最大化，人才会幸福。同样，一个社会也不能把GDP作为唯一的目标。社会只有把GDP、社会公正、生态平衡等等作为目标，求得这些目标的平衡，即全面协调发展，才有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才是的社会。经济学家认为，只有达到多种目标的均衡才能实现最大化。当我们理解了这一切时，才能理性地设计人生与社会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把经济学称为“使人生幸福的学问”。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方式和调节方法上是一致的。要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了解市场经济的规律。现代经济学正是对各国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总结。了解经济学可以使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事半功倍。我们在改革中走了一些弯路的原因之一正是对经济学了解太少。例如，现代经济学把产权明晰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当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时，国有企业让利放权、承包制等方法都没有，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把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中心时，国企改革才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一些企业家错误地认为，不学经济学照样能。应该说，企业家是天生的，不是学经济学学出来的。在经济发展之初，许多人尽管不懂经济学，甚至没有文化，但凭着他们对市场的敏感、胆识和勤奋了。然而在企业做大之后，还是这样干下去，就难免会有的危险。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的企业家都先后倒下去了，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懂经济学、违背经济规律蛮干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企业家需要文化，就包括要有经济学修养。一个天才的企业家可能会有一时的辉煌，却难得基业长青。天才企业家也必须学习，学习经济学和其他知识，经济学可以为天才企业家添翼。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学是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经济学从无到有，发展为今天的“显学”，这说明经济学是有用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学的普及程度还相当低。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一场革命，需要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当群众对经济学有所了解时，他们会更好地理解改革。在改革中，所有的人都要转变观念，而普及经济学是有利于观念转变的。 经济学家该做什么？
经济学正在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正在走红，有的进入政府当官，有的进入企业发财。其实这并不是经济学家的正路。经济学家应该是学者，学者是做学问的，学问不是升官发财的工具。经济学家的任务，一是从事研究工作，二是把经济学知识普及给大众。
经济学被称为“显学”，说明社会对经济学的重视，但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后果。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以“经邦济世者”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大有“舍我其谁”的气势，其结果危害了他人与社会。所以，也有人把经济学家称为“乱世者”。
经济学家“乱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不顾实际情况地照搬。在经济学中，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也只有具备这种条件才适用。离开了这种前提条件，任何正确的理论都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用市场方式来调控宏观经济，如用利率等手段来进行引导。这本来不错，但市场引导的前提是市场机制完善，企业是独立的决策主体。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市场引导基本是无效的。就我国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有企业控制着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这些企业仍由政府控制，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国企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取决于利率，或者说对利率的变动不敏感。许多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或进入资本市场，利率的变动对它们的影响也有限。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与利率关系更淡。在这种情况下，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作用就极为有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银行曾七次降息，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大，前不久的提息对抑制经济过热作用也不明显。在经济手段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不得不用行政手段。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宏观调控是我们的目标，但目前还不能完全做到，这是国情决定的，西方那一套宏观调控方法现在不一定也适用于我们。一味强调市场方式调控，经济岂不失控？ 其实，即使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也并不完全是根据经济理论(尽管是正确的理论)制订的。政策制订不仅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有时这些因素甚至比经济因素还重要。比较成本是公认的真理，由此得出的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但许多国家，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仍然在实行某种贸易保护。这时起作用的不是经济理论，而是政治需要。小布什总统对进口美国的钢铁提高税率就是担心得罪美国的钢铁从业者(包括股东、人员和工人)，从而失去选票。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拼命限制农产品进口，以至于国内农产品价格奇高，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有利，而是怕得罪农民，社会不安定。 由此看来，如果经济学家死守那些自以为对的教条，是不能制订出好政策的。让经济学家治国，国家也许会乱。当然，我们这样说，决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在制订政策中一无所用。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理论总是政策制订的重要依据之一。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只要不是教条式地照搬，理论还是有用的。同时，经济学家如果既精通理论又了解实际，仍然可以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或对某种政策提出批评。应该说，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批精通现代经济理论又熟悉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说明，经济学家只要摆对自己的位置，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当前，经济学家正在走红，有的进入政府当官，有的进入企业发财。其实这并不是经济学家的正路。经济学家应该是学者，学者是做学问的，学问不是升官发财的工具，而是知识的积累。我想，以做学问为目的的经济学家有两个任务，一是从事研究工作。经济学家的任务主要不是改造世界，而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就是要不断深入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并将之上升为理论。也许在书斋中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人并不需要很多，但一定要有这种经济学家。从短期来看，这些经济学家也许没用，但从长期看，他们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深化了我们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认识，他们是人类世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确是太少了。 经济学家的另一个任务是把经济学知识普及给大众。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里德曼、贝克尔、诺斯、曼昆、克鲁格曼等，不仅是经济学大师，而且也是普及经济学的高手。要把深奥的经济学道理讲给公众，让他们听得懂、愿意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首先要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其次还要有清新、生动、幽默的文风。普及经济学不是在课堂上讲课，而是让公众在轻松、活泼、有趣的阅读中了解经济学的真谛。 总之，我认为，只要给自己定位准确，经济学家就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