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日常问候语"吃了么"很流行，对于久别重逢的友人，则问"在哪发财"或者"在哪高就"，话一出口，脆响脆响的，心里却惴惴不安，生怕别人抢了风头。有问就有答，我们常常把"混"字挂在嘴边，象医生一样随时拿出两片阿司匹林疗救问诊的。其实，正是这个字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晃晃悠悠，吊儿郎当，象游手好闲的二流子。
前些日子，美国作家斯宾塞·约翰逊的《谁动了我的奶酪》红的发紫，书中阐明了一个国人都知道的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可为何要人手一本，奉之为，值得思考。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册，不敢怠慢，买来捧读，觉得很不划算，随便一本劣等的硕士论文也差不多有4万字。但又觉得划算，中国人此时此刻确实需要放慢脚步，让自己的感官清醒一点，深悟并掌握书中的道理，拿镀过金的"国粹"当鞭子抽自己一个激灵，从东方一直抽到西方。概括起来，书中不厌其烦、罗哩罗嗦阐明的，无外乎四点：第一，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面对变化时要积极行动，不能坐以待毙；第三，手里有"奶酪"的时候，对未来的环境变化（或没有"奶酪"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敏感性和预见性，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第四，面对或追求变化时要克服恐惧感，一是对未知领域的恐惧，二是对已有习惯的恐惧。
道理浅显易懂，只可惜国人冥顽不灵，尚且不能做到。
墨守成规，安贫乐命，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教化臣民的，几千年的积淀，酱成了国民顽固的劣根性。鲁迅、梁实秋、龙应台、柏杨等几位老先生都已批判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屎盆子都往孔老夫子头上扣，谁让你生的早，死的早。儒家有这样的说法：利不十，不变法。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对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使我们苟且偷安，夜郎自大；使国家固步自封，不能发展和强大。儒家用心良苦的教导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只一味的要求后人安于现状，做好撞钟的和尚。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啥都可干，就是不能冒任何危险。来自美国的，斯宾塞·约翰逊先生，果然了解中国人，一脉就诊出了我们的病根儿，更成就了这?quot;"，倘在美国卖不顺的话，中国市场一定可以成为其救世主，象拯救万宝路一样容易。
中国人常常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我们对目前的生存状态和质量不满，想超越却有又无力超越自己，只好死守着那只碗丝毫不敢放松。身体的"入世"与思想的"出世"，使我们行走在孔孟和老庄中间，颤巍巍如同踩钢丝，悬在空中，象个半吊子，不是左右逢源，艺高人大胆，而是在夹缝里不知所措，进退维谷。对于上班族，他们一边标榜，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一边却坚守一地。中国人上下班是颠倒的，上班做着下班的事儿--嘻嘻哈哈，讨论闺房隐私，讨论的小蜜和的更年期；讨论家长里短，谁家的读，谁家的下岗在家吃软饭，谁家的房子装修得没品位。下班则讨论起上班的事儿，等着别人请去米西米西，觥筹交错间，一纸合同就敲定了，一桩生意就谈成了，搞不清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或者另有其人。大多数人是好东西落肚，只把顶点儿的牙惠望外吐，索取和奉献就是在这种比例下平衡，国家就是天平的“支点"（已经不能称为支点了），国家太大，这方面永远吃亏。
工人大哥下了岗，知识分子翻了身。真正聚焦"老九"，却发现，他们往往为一顿吃请沾沾自喜，为工会发的一张床单或一斤茶叶沾沾自喜，为单位配给的电脑、打印机、空调沾沾自喜，一边享受着，一边把自己埋藏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不能让我们的东西了。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抱着这个信念，他们就这么撑不死饿不着地混着，永远走在别人的后面，很少有什么创新和务实的东西。难怪市场经济的钥匙最后才要开启这扇大门。
对于农民，三分田地一头牛，老婆热炕头。闲时走街穿户，摸摸麻将，保证安定团结；忙时就为大蒜那毫厘之间的利润争得面红耳赤，口水淹死对方，是为繁荣经济。面对当今的中国，我对农民能有什么奢望呢，几要成为过分的要求了。中国的老百姓的“我不敢"永远跟在"我想要"的后面，背着米袋子在城市的边缘翘首期盼，以不变应万变，简直就是自欺和欺人。
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对于"感"实在太陌生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不知国际舞台什么时候才让我们唱起主角。我们要为明天活着，不要总是停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层面，却改不了。16.8元一本言语循环往复的道理简单的小册子，够贵的。当你知道心疼的时候，就要象一剂特效药把它吞下，从中吸取精华抵消你的损失。
我们把国人比喻成莎士比亚笔下笨拙的士兵，这本小书恐怕就是枪膛里的火药，本来是自卫的武器，因为不懂得点燃的方法，说不定却毁损了自己的身体。套用莎翁的一句话，"斯宾塞·约翰逊大夫，要是能替我们的国家验一验小便多好，查明它的病根，拿一剂清泻的好药把这些毛病排泄掉，使它回复原来的"。
说真的，中国人真正需要从里到外给自己认真地桑拿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