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英年早逝，享年44岁。父亲生命的最后七天是在昏迷中度过的。
三十四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睡梦中，还是那么慈祥可亲；父亲的故事常常出现在回忆里，还是那么让我感动；父亲的教导常常回响在耳边，还是那么亲切和蔼；父亲的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那么平凡而光荣。
父亲的祖籍是山东招远。1942年奶奶带着不满九岁的父亲和襁褓中的姑姑从龙口上船，闯关东来到沈阳。父亲在一小业主开的私营面粉厂做童工，吃尽了苦，遭尽了罪。1956年公私合营后，父亲来到沈阳市回民食品厂工作，成为一名当家作主的工人。1听奶奶讲，1958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父亲第一次当选为厂里先进生产者。那天晚上父亲把奖状端端正正挂在了墙上，全家人很高兴，奶奶还特意备了酒菜，父亲也小酌了两杯。
父亲一生获得过多少奖状，家里人没有做过统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里的四面墙上几乎挂满大大小小的奖状。奶奶在世时说，这些奖状分为五个层级，即厂里的、公司的、局里的、市里的和省里的。那个最大的、质地最考究的就是父亲1965年荣获的辽宁省先进生产者，这也是父亲短暂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父亲工作上任劳任怨，政治上积极进步，文化上也不甘落后。1959年七一前夕，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没念过书，只是1954年参加了当时的扫盲班，他的文化都是从那本老新华字典学来的。父亲每天晚上都要翻几遍那本字典的，时常还要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日积月累，父亲识的字越来越多，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1972年我上了中学，那天写作文，写到“肇事”时“肇”字不会写，就问父亲，他几乎未加思索提笔就写了出来，我还将信将疑，偷摸查了下字典，没承想多此一举了。
进入六十年代后，每到年终岁尾，父亲都会捧回三四个奖状，而且级别一个比一个高。与奖状同时来到我家的还有那些印有“纪念”字样的搪瓷缸、日记本和各式钢笔。我在学生时代记的十几本日记都是用父亲给我的钢笔和日记本记的。长大后拾起这些记忆的碎片，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父亲之所以荣获这么高的荣誉，主要是他对党有感恩心，对工作有敬业心，对企业有奉献心。1966年春，父亲患了阑尾炎，手术后在家休息了三天，线还没拆就坚持上班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没在家过过一个团圆年，每年除夕夜都是他去厂子里值班，竟成了食品厂的“惯例”，至于说起早贪黑、加班加点，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在父亲那里都习以为常了。
那些奖状是父亲忠于党、热爱人民、奉献社会的真实写照，也一直是激励我成长进步的动力。遗憾的是我没有超越父亲的荣誉，每每想起都觉得愧对了父亲的奖状。
我爱看报，并养成了藏报、剪报的习惯，那十几袋子藏报和二十多本剪报就是见证，这也得益于父亲的影响。孩提时的记忆仍很清晰，父亲下班吃完饭，就点燃一支烟开始看报，有时还拿出本和笔记点什么。记得六七岁时父亲开始让我去买报，每天给我五分钱，那时沈阳日报四分钱一份，剩下一分钱我就买了糖块，这使我买报的积极性很高。
有一天傍晚买完报回家路上突然下雨，我把报纸叠了又叠攥在手里往家跑，到家时衣服全淋透了，我急忙展开报纸，还好湿得并不多。这时父亲下班回来了，他见我浇的落汤鸡的样子，又看看还有些湿的报纸，心疼地说：“儿子，下雨天就别去买了。”他从兜里掏出五分硬币给我，算是对我雨中买报的奖赏(www.yiqig.com 人生感悟)。
最难以忘怀的一次买报是1976年12月27日。头天晚上收音机里播发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临上班前父亲叮嘱我去买份人民日报。那时没有售报亭，买报纸要去邮局的报刊门市部，我顶着寒风步行30多分钟，来到沈阳最大的太原街报刊门市部。买完报回到家已是十点多钟了。奶奶说父亲早晨上班路上骑车摔倒了，正在医院抢救呢。我急忙赶到医院，看着昏迷不省的父亲，痛哭失声。
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厂里的工友们来了，烟糖公司的领导来了，商业局的领导也来了……1977年1月3日22时15分，父亲因脑出血离开了我们，结束了他平凡、勤劳、光荣、奉献的一生。那张人民日报也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纪念。
1月6日，父亲追悼会在回龙岗革命公墓举行，各级领导和工友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他们泪流满面，在父亲的遗体前鞠躬默哀，向父亲作最后的告别。我至今还记得悼词中对父亲的评价：“万宝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他不愧为省市先进生产者的荣誉，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时光如梭，往事悠悠。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以此文怀念我敬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