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警察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地营救出来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认为她在那个城市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礼送过去，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来了。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妈的包屁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决定。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门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去找邻居借斧头，可是他觉得邻居与他有些矛盾，不知道会不会借给他，所以边走边想，越想越气，最后跑到邻居的门口说：“你不用借斧头给我了！我才不会求你！”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爱闷在心里不直接说，自以为这是顾及别人情绪，是一种修养，其实很误事。我曾经不喜欢我的一个下属到了极点，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这个想法象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坦诚地跟他交换意见。结果两人一摊开说，就那么点事，大家还有继续合作的机会，结果我们又共事到今天。
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谈恋爱可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点，千转百回都行，办企业也这样，就会影响效率。中国人在企业里面，怕着怕那，提防心太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说穿了，人都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了，哪有那么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间怕出来的。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没有一个环境是完全纯净的，发生政治行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政治行为太泛滥了，就会损害诚信。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拜托，如果只有“坏人”才能被炒，请告诉我“坏人”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我在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中规定，每个部门每年必须有5%的员工被评为不合格，实际上我最初定的是10%，但后来所有的经理都反对，只好降低标准。即使是5%，经理们也不愿执行，他们对我说：“如果我的部门员工都合格，你一定要弄出个5%，怎么办？我只好安排员工轮流做庄了”。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因为觉得自己是君子，对得起身边的们。
我的回答是：“GE公司的淘汰率是20%，你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比GE的员工优秀？”
真正的错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泽东与文革，斯大林与大萧反，小人并没有多少犯错的机会。中国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
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它是一条明确的线，你可以在这条线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线下。所以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
老外可以实行弹性的工作时间制，因为他们的员工主动性和自律性比咱们强，“领老板的薪水对老板负责”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就象在国外有的街道，红绿灯由司机自己按，因为遵守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脉中；要是在国内企业搞弹性工作时间，我90%的企业会死得很惨。中国的司机连红灯都敢闯，你叫他自己按红绿灯，他会一直按绿灯到自己不开车的那一天。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
这些经理不会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员工多，权力比员工大，那么问题就应该到他为止，不然老板要你做经理干什么？可是他们总是把权力与责任分开，权力就是拿的钱多，管的人多，没想过其实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你有多少权力，就要负起多少责任。
在我们公司，人事和财务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两个部门代表公司行使职权，最容易被经理们“转手”责任。当你正常过问他们事务的时候，经理们会很反感，认为你触犯了他的一亩三分地，挑战了他的权力；可是一碰到员工要加薪、预算被削减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这个钱我是同意的，可是财务部不同意！”。其实决定是我们跟他们一起下的，但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去与员工，把责任和矛盾推卸到我们头上。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说得真好。所以我们公司搞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做了人事经理后，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尤为深切。
我们公司有个部门经理，在公司创立初期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公司也一直想培养他。但他的心眼特别小，私心特别重，毫无包容精神，这是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他几乎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任何事情，比如，他认定他的上级（总监）不如他，但年终奖比他高，令他无法容忍，所以他经常跑到老板那去说上级的坏话。我跟他说，别人能做你的上级，肯定有他的长处，即使别人有问题，你也应该与他达成谅解和共识，原因很简单：你们是为一个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级。可是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固执地寻找一切机会攻击他的上级。组织行为学里面有句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就是本位主义，他的大脑就完全被他的屁股（个人立场）控制了。
我曾经跟老板开玩笑，评价他为“武功尽失，经脉全废”，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义，无可救药。无论他的工作热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强，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岗位，这就是“决定”。我甚至断定他在生活中也不会取得，至少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他33岁了，至今还没有女。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的胸怀是被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